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月14日刊出了一条爆炸性消息：俄罗斯即将出版英国军情六处前特工理查德·汤姆林森的回忆录《大破裂：从最高机密到最大安全》。这本书详细披露了汤姆林森受军情六处指派到世界各地执行任务的经历，以及不为外界所知的军情六处等世界各国间谍机构肮脏卑鄙的内幕。这是世界上第一本真正曝光当今世界上最神秘的间谍机构之一———英国军情六处秘密的书，因此也引起了军情六处的极大不满，指责汤姆林森泄露了国家机密。 

　  这本书到底说了些什么？现节译部分章节以作管窥。 

　  “你被解雇了，但不能给你理由” 

　  1995年4月24日，一个春雨霏霏的早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英国军情六处总部大门前，一群湿漉漉的人排成一队耐心地等着核查身分。我跟往常一样掏出身份卡，插进识别仪，输入密码，然后就等着熟悉的绿灯亮后进门办公。然而，这回却是红灯闪闪！几名警卫不约而同地扑了过来。“对不起，先生，您的通行证已被吊销。”绰号“毒矮子”的人事官对我说：“你被开除了！”后来，当我要寻找开除我的理由时，人事部的头儿朱利安·霍普尔说：“你凭什么要知道理由呢？” 

　  我最后一点生活费终于花光了，我不得不搬出租住的房子，不得不决定离开自己的祖国。我骑上我的本田摩托车赶到普利茅斯港，愤愤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蒙克顿码头（军情六处训练总部所在地），然后用我执行秘密间谍任务时弄到的一本假护照混出了海关，骑着摩托车从法国一路狂奔到西班牙。 

　  我落进了布好的圈套 

　  1996年5月，我把我的手机号用传真发给军情六处，要求跟他们谈谈。然而，军情六处根本不理会我，于是我拨通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电话，说我写了一本有关我间谍生涯的书。几天后，我的手机上有了一条甚为严肃的留言，命令我立即回一个伦敦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军情六处快要退休的人事官乔治·谢姆尔顿。他问我：“愿意跟我见面吗？” 

　  “当然。不过首先你得保证不逮捕我、不动用侦察手段搞清我现在住在哪里。” 

　  按他的建议，我们在马德里会面，他带了一名年轻一点的情报官一起来说服我，让我不要向媒体透露军情六处的秘密。1997年2月，我与谢姆尔顿在英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最后一次碰头，谢姆尔顿表示可以帮助我找一份好工作，并且提供一笔25000英镑的贷款，而我作为交换条件则不再继续把军情六处告上劳动仲裁法庭，交出我那台装有书稿的手提电脑，并且签署一份有关我写的所有东西的版权全部归军情六处的合同。我当即提出抗议。跟谢姆尔顿一起来的瓦特斯开始唱起了红脸：“理查德，你知道军情六处的厉害。如果你不签字，我们会骚扰你一辈子，不管你躲到哪里。而且我们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你们书面保证过不逮捕我。” 

　  “那保证只是在谈判还在继续的时候有效。”谢姆尔顿咬牙切齿地说，“如果你不签字的话，谈判立即中止。” 

　  看来是别无选择了，他已经把我引入了圈套，军情六处的特工肯定早就准备好手铐等在使馆外的走廊上，随时都可以将我逮捕。我抓过钢笔，愤怒地签了字。 

　  我回到英国，结果发现军情六处给我找的“体面又能多拿钱的工作”只是勤杂工。为了寻找转机，我飞到了澳大利亚，因为我出生在新西兰，有澳洲的居留权。 

　  逃亡法国但逃不出魔爪 

　  在澳大利亚，因为我又尝试出版我的书，我被铐得跟一只可怜的小鸡似地，被判了一年监禁，5个月后有条件地释放了我。我开始更加担心：如果军情六处仍觉得我是威胁的话，那么他们还会对我怎样呢？我决定偷渡法国，一名“蛇头”以前曾经告诉过我如何蒙混过关。我把逃跑日期定在7月27日，因为那是学校放假的头几天，过关的人一定会很多。然而，7月22日那一天，我听到家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接着看到两个衣着古怪的男人，那打扮显然是军情六处特别行动科的。他们嘀咕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我知道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还会带着一大帮人和一张逮捕令，我得马上逃走。 

　  我来到了英国南部的波尔海岸。码头格外地繁忙，我冲着海关检查的小女孩晃了晃我的出生证、信用卡和驾照，说我的护照刚刚被小偷偷走了，小女孩给她上司打了一个让我提心吊胆的请示电话，最后还是放行了。但在法国这边，海关官员可就认真多了，我足足把我编的故事说了三遍：我把我的新西兰护照落在了巴黎，后来用英国护照到伦敦办事，结果护照又被偷了，所以我得回巴黎取我的新西兰护照。难归难，但到晚上23时，我总算在巴黎一家便宜的旅馆里安顿了下来。 

　  没几天，当我刚刚回到旅馆房间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3名人高马大的家伙挤进房间，一边高喊着“警察，警察”，一边把我的头摁在桌子上，然后把我踢翻在地，拳头像雨点般地落在我的头上和背上。高个儿警察用法语问我：“电脑呢？”我指了指地板上那台笔记本电脑。他们把我拖到外头，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等着我。我问：“你们凭什么逮我？”警察粗暴地把我塞入警车，什么也没说。 

　  我被带到某个没有任何窗户的地下室里，5名警察坐在一张审讯桌后面，我认出那个面带微笑的人是军情六处的拉特克里夫。拉特克里夫问：“理查德，看我在这里你不觉得意外吧？” 

　  趁他们分别忙着什么的时候，我假装用戴手铐的双手去拿审讯桌上的那瓶矿泉水，飞快地抽出了桌上微型电脑里的那张邮票大小的存储芯片，麻利地塞进我的鞋子里。 

　  第二天早晨9点钟，法国警官博里斯纳德满脸堆笑地对我说：“你可以不戴手铐了，但如果想跑的话，我们会打扁你的。”突然，他压低嗓门问我：“你以前到法国执行过多少次间谍任务？”我意识到，这是个圈套，暴露军情六处行动的任何细节将触犯英国最严厉的法律。我不能冒这个险，于是我对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那样的话，英国方面就有理由让你立即逮捕我。”大约10点来钟，两位法国内务情报官告诉我说：“你自由了，你没有违反法国的法律。” 

　  “那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呢？” 

　  博里斯纳德耸耸肩说：“是英国人让我们干的，他们说你是一个恐怖分子，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开始暴打了你一顿。”他们还把我的新西兰护照还给了我。 

　  澳、新不是我的家 

　  当天晚上，我已经坐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了，我要在那里换乘飞机前往新西兰。在新西兰奥克兰机场，我发现报纸上尽是我本人的尊容。我知道我在新西兰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了，因为新西兰安全与情报局跟军情六处的关系非常密切。于是第二天我决定到澳大利亚试试运气。 

　  我买了一张飞往悉尼的机票。然而我还是小看军情六处了，两位空姐突然来到我座位前，告诉我不能去澳大利亚。我回到“科普恩旅馆”，刚躺到床上，又传来叫门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卡罗琳在吗？”“对不起，你走错门了。”可敲门声越来越急，4名新西兰男女警官闯了进来。他们的搜查令完美得无可指责。这时，我听到走廊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又是军情六处的拉特克里夫！ 

　  新西兰警官与法国情报官比起来在搜查上可要专业多了，他们连我隐藏的微型电脑的芯片都翻了出来。不过没关系，我在网吧里已经把我的书稿备份了一份。 

　  瑞士、德国：跟我们合作吧 

　  既然军情六处能让新西兰警方搜查我的个人物品，那么他们同样能让新西兰警察指控我。于是我决定去瑞士。在瑞士机场等着我的是另一群身着制服的人，他们是瑞士联邦警察，其中包括日内瓦警察总部的朱迪安警官。朱迪安首先申明：“你没有被逮捕，至于你被监视，那是英国政府让我们这么干的，他们说你是危险的恐怖分子，会威胁瑞士的国家安全。但我们觉得你或许能为瑞士国家安全出点力。” 

　  我再次面临着两难境地：如果告诉他们军情六处在瑞士的秘密间谍活动，那么我在英国就算是死定了；如果拒绝与瑞士警方合作，我同样可能被送进监狱。我只能与他们合作。 

 　 军情六处一刻也没有放过我。1999年1月6日晚，我和母亲准备到法国的阿尔卑斯山滑雪一周，但军情六处通知法国边警说：此人原系英国特种部队和特种部门成员，受过枪械、爆破、徒手搏斗、潜水、飞行、跳伞训练，还是密码专家。此人会对法国的安全造成威胁。法国情报官表示：永远禁止我进入法国。更糟糕是，瑞士警方也于6月7日以我“公开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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