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傅莱同志的遗孀江国珍女士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她展示了傅莱同志留下的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深情地讲述了他从奥地利到中国，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传奇故事。 追寻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

　　1920年，傅莱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普通人家。上中学时，他秘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在维也纳，他系统学习了X光机的使用、临床化验和急救等医护知识。1938年3月，希特勒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打破了他立志在家乡当一名医生的梦想。傅莱不堪忍受法西斯对祖国的蹂躏，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因此遭到纳粹党卫军和秘密警察的追杀。奥地利共产党不得不安排他紧急转移。年仅19岁的傅莱先到意大利，后乘远洋客轮，在海上颠簸近一个月，终于在1939年1月15日辗转来到中国上海。

　　江国珍说，傅莱的同学纷纷逃往其他国家，只有他到了中国。“因为他听说，在中国有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他们为老百姓谋利益。他觉得这样的组织符合他的信念和追求，所以他选择了中国。”傅莱对送行的家人说：“我这次出去，就是要找一个能继续革命的地方，能够促进奥地利摆脱法西斯统治。”

　　在上海，傅莱先在虹口一家由外国慈善团体开办的医疗接待站工作。这期间，中国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水深火热生活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腐败无能的旧中国反动政府彻底失望了。他要找到八路军的愿望更加强烈。江国珍说，在上海，傅莱也有了自己学有所用的工作，但他还是想要到拯救劳苦大众的八路军队伍中去。他离开上海，北上天津、北京、北戴河等地，边工作边寻找八路军。1941年的一天，在我地下党的帮助下，他在天津终于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邀请，来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参加了八路军。傅莱后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是“像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像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他，并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聂司令员对他说，“你是追求自由找到八路军的，叫这个名字很好（傅莱也是德语“自由”的谐音）。你有医疗方面的特长，先到八路军办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去当老师吧。”就这样他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江国珍拿出聂荣臻司令员亲笔签署的任命书对记者说：“是聂帅指引他走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白求恩卫生学校是为八路军培养医务人员的，是白求恩来中国的时候建的，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也在那里工作。于是，傅莱就和柯棣华一起，边教学边救治伤病员，开始了他的中国革命历程。

　　白求恩学校的“洋教授”

　　傅莱刚来的时候不会讲中国话。聂司令员要给他配一个翻译，倔强的傅莱就是不答应。几年后傅莱自豪地对江国珍说，如果当年用了翻译，今天就不可能讲这么好的汉语。为了准备一堂45分钟的课，傅莱每次都要花费八九个小时备课。他先用德文、英文写好讲稿，在同事帮助下借助字典译成汉语，然后在汉字旁边注上音，让同事们帮他练习发音，直到别人能够听明白。当聂司令员知道他经常要挑灯夜战时，还专门让校长破例给他发一盏两个捻子的油灯。他讲课时经常念错字，搞得大家捧腹大笑，但学员们都很喜欢听这位“洋教授”的课，说他讲课形象生动、活泼有趣、通俗易懂。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傅莱就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了。

　　傅莱爱钻研、爱学习，脑子比较灵。他带来的医学资料早被他翻烂了。当时根据地偶尔会有外国团组来考察，傅莱一有机会就向他们索要医学杂志和资料。1943年晋察冀流行麻疹和疟疾，在日寇的层层封锁下，根据地缺少药品。傅莱就登门虚心向老中医求教，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他大胆尝试用针灸治疗疟疾，驱除患者的病痛，并亲自下到作战部队组织实验和推广。江国珍说，当时没有太多的针灸用针，傅莱就教老百姓、战士们用缝衣针来针灸。这一“发明”还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的表扬。作为一名医生，傅莱从他踏上根据地的第一天起，就一直琢磨如何解决少药和无药问题，并不断进行研究和试验。1945年他随中国医科大学到张家口，他一边教学，一边科研。当时青霉素已经问世，根据地没有这种药，但又急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美国援华委员会提供的青霉素菌种和一些书面资料。他进行了大胆实验，在屋里挖炕烧火，以保持室内恒温，然后将青霉素菌种放在他的瓶瓶罐罐里进行培养和复制。他终于研制出了“土”青霉素，并亲自跑到部队中推广。他研制的药对于缓解我军当时用药困难，尤其对于减轻战士外伤感染发挥了很大作用。

　　傅莱从来都不把自己视为特殊的一员。江国珍向记者介绍说，傅莱的战友胡宁告诉她，在一次日寇扫荡中，为了救伤员，胡宁和傅莱冒着日军的炮火冲了上去。我们的许多伤员被炮弹炸起的土石埋起来。傅莱没有锹，就用手拼命地刨，手上的皮肉都烂了，到处是血。胡宁说，他是一个外国人，能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192公分的大块头也和别人喝同样多的稀粥。“他也饿，有时看见锅底上还留下烧糊了的‘锅巴’，就抠下来，装在口袋里。”说到这，江国珍再也抑制不住眼中的泪水。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峥嵘岁月使傅莱更加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所追求事业的伟大。他从1942年开始连续3年申请入党。在聂荣臻的介绍下，1944年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十年青春的奥地利青年又做出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选择。他说：“我要留在中国，新中国刚刚成立，正需要人才。”不久，他又申请加入了中国籍。江国珍说：“他除了外表跟我们不一样，内心里却跳动着一颗真正的中国心。无论是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还是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他从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从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新中国贡献了一生，这是他无悔的选择。他常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傅莱解放后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顾问等职，曾为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11月16日，傅莱去世。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用于医学研究，骨灰撒到了河北唐县，与白求恩、柯棣华和他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战友一起长眠在那里。他把自己永远留在了中国这块热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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