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日韩三国学者和教师合编、于2005年6月出版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所言，二次大战中，日本国民整体上配合了被称为总力战的侵略战争。日本人为什么能够那样丧失理智而全力地配合战争？这固然需要从日本的天皇制以及对国民的军国主义教育角度进行思考，但也不能忽视在日本走向法西斯专政的关键时刻，由贫苦阶层出身的陆军少壮派发动“以下犯上”的暴乱兵变，促成了军部独裁的政治体制的诞生。在这里，贫穷并不意味着一定善良、通情达理，倒可能是愚昧、偏执乃至嗜血。

　　★“圣战”激起的集体狂热

　　千百年来，天皇就是日照大神在日本列岛的最高象征。日本学校的教育主题是，“天皇是神的子孙，国民的使命是消灭不顺从天皇者，帮助世界成为一家(八一宇)”。在日本近代以来留下的大量浪人诗词里，躁动不息的总是“岛国焦灼”，以及积淀在文化血脉里的扩张意识。当日本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大胜了中国、朝鲜之后，连乡村的小学生们每日里也唱起这样的歌谣去上课：“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

　　这种对“圣战”的集体狂热和拥戴在上世纪30年代再次出现。在日复一日的“神之国”谎言灌输下，几乎所有十几岁的日本男孩子都盼望着参军，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实现了这个愿望。在918事变爆发10周年之际，日本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大学生除外，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为17岁，后来降低到15岁。此后几年里，一张来自陆军省的红色明信片提醒每一个男性国民，他“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使命”。

　　1943年10月，有13万名年满20岁或以上的大学生收到了明信片。他们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在报到、体检与安排好需交代的事务之后，他们都会去祭奠祖先的坟墓。这是为了提醒他们，一旦走向战场，他们很可能永远回不了家乡。而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因为参军者的“踊跃”，日本军队的数量扩张到380万人，比上一年多出了整整100万。

　　通常，在新兵出发前，其家人与亲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开一个具有壮行意味的“社行会”，鼓励从军者为国家多立战功。一个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学老师，在许多次这样的“社行会”里送走了自己的学生，他日后回忆道：在会上，“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我们只是说：‘恭喜！’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同样地，官方也不时组织隆重的欢送仪式，用以激励更多的后来者。

　　“圣战”掀起的这种集体狂热，在追悼战殁者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当一名士兵死后，一般情况下，其骨灰会被送回家乡，绝不会尸横异邦。骨灰送达死者家庭时，死者生前的亲友和邻居们都会前来吊唁。如果是几个骨灰盒同时送回来，就会举行一个联合的葬礼。

　　随着战死的人数不可遏止地增加，名噪列岛的东京巨人队的垒球明星们应征入伍了，专业相扑选手也穿起了专门加工的军装，连一向遵从“六戒”，鼓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和尚们也拿起了屠刀——由于大量的神职人员入伍，以至于在神道教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妇女补缺男人担任神职职务的现象。此外，工程师、技师、工头和技术烂熟的工匠等对于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人们也经常被征召去了前线，而他们留下的职位空缺，则由传统上一旦结了婚就该辞去工作的家庭主妇来承担。最后，到了1943年的夏天，甚至连女中学生们也被发动起来缝制受伤士兵所穿的病员服，而郊区的一些艺妓们也走进了深山，砍柴拾禾。

　　临近战争后期，列岛上几乎每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包括公园、体育场，甚至还有被取消的原定用于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场，都被用来种植粮食作物。到了1944年，由于绝大部分金属容器都被收缴去制造武器，绝大部分石油已经被战争所耗用，日本的许多家庭都只有一口锅做饭，一个桶提水，街上也只有自行车和偶尔几辆燃烧木炭、冒出黑烟的汽车驶过，昔日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渐渐寂静得像一条条脱去了生命的蛇蜕。而在地下众多的深深矿井里，在昏黄灯光的照射下，虽有男人在场，但妇女们干脆穿起短裤，甩动赤裸的双乳，挥舞大镐与铁锨，毫无羞愧地轮番上阵，为已近力竭的战争机器输送最后一程的燃料……

　　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在强制牺牲国民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在将近15年的战争年代里，除了像美国基督教团体灯台社的日本支部等少数组织认为“战争是杀人罪”而提出拒绝服兵役，以及像绿川英子那样极少的日本人在中国大陆投身反战活动外，绝大多数日本人顺从了“天皇的旨意”，像飞蛾扑火，打一开始，便毫不犹豫地扑向了这个共犯结构！

    ★“兵变”造就的军部独裁 

    日本之所以会走上法西斯专政道路，光从天皇制以及军国主义思想源流上找原因是不够的。日本在1940年10月组成“大政翼赞会”，以“一党一国”的法西斯体制取代多党制的议会制度，直接地是受德国1940年6月对法国“闪击战的胜利”的影响。鉴于此前日本政治上还有政党运作的成分和内阁主导的空间，在其未被充分法西斯化之前，军部为何能挟天皇而行独裁，入侵中国东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拿下中国半壁江山，并在南京扶植了汪精卫伪政权呢？这要从上世纪20年代那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冲击说起。 

    那场危机令日本的城乡同时陷入灾难。在城市，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物质的极度匮乏引起了普遍的绝望和抗议。到1926年，失业工人超过300万，此前来城市打工的大量农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乡。农村的情况却更悲惨，为了抑制通胀，政府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了大批廉价的大米，这使得国内的稻米种植业毫无利润可图。许多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过去一直靠在丝厂挣工资贴补家用，以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但这时，自己也遭到了大萧条打击的美国，不再从日本进口生丝，她们在1929年后均失去了那份微薄的薪水。再加上连续几年干旱和严重的霜冻天气，使得千百万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仅靠挖草根和从松树上剥软树皮充饥。尤其是在东北方，许多人家靠送女为妓维持一家人的生存。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流行性感冒和肺结核。在列岛漫长的历史上，这个岛国第一次走上了全民性暴乱的边缘。 

    日本的贫苦阶层，尤其是农民，是日本军队，又尤其是陆军少壮派的主要来源。因为军中素以意志和品质擢升军官，而不是看其曾经的社会地位，军队中大多数下级军官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进一步地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的渴求，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组织农民向海外移民，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成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也不完全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他们亦有自己佩剑一般深刻打磨过的信仰。出于对一般民众痛苦的切身感受，农村出身的少壮派军人倾向于认为：一系列的国家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无能且腐败的政客们造成的。过去10年里，政府对内决策失误，丑闻不断，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对外讨好西方列强，在扩张海外殖民地方面无所作为，使得资源富饶的亚洲至今被白种人控制，而东方工业最为发达的日本，却龟缩一隅，处境艰难。 

    在他们心目中，历来懦夫都在城市产生，英雄却在乡间辈出。在德国，养鸡夫出身的希姆莱最终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党卫军致力于在农民中培养大批追随者，农民被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生命的源泉”。在自己的祖国，天皇制度、武士道精神以及全国上下一心的共同体形态，才能真正表达日本的“大和精神”，这样的从未被污染的冰雪精神，也只深植、绵延在广袤的乡村。而来自白肤色种族的共产主义与议会政治，正像肮脏的泡沫一样包围着城市，日本不需要这些外来异物。日本的“大和精神”必将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担负起将人类从赤白两色的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由此，在对权力的渴望和强烈的使命意识支配下，少壮派军人的暴乱，轻易如拔开清酒瓶的塞子，在30年代频频发生。 

    918事变前后，少壮派军人决意通过兵变推翻政府，压缩议会政治的空间，使之最后成为一道假山浅水的日式庭院风景，陪衬起一个强悍的、无所不能的军人内阁——这便是陆军少壮派们所设计的“昭和维新”。不同于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昭和维新”将西方当作仇视对象，此种诡谲的心理变异，最终导致一个蕞尔小岛竟然向西方列强开战。 

    1931年3月，根据密谋的一项计划，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用300颗炸弹，炸毁了国会大厦和一些主要政党的总部。陆军打算介入骚乱并宣布军事管制。在政变的最后时刻，传说将要被推举为军事独裁政权首相的荒木贞夫中将放弃了这个计划。6个月后，关东军在没有接到来自政府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国东北，全世界为之震惊。政府赶快命令关东军停止行动，但将领们对此嗤之以鼻。于是在一番气急败坏的发泄之后，政府无奈地承认了军队已造成的事实，授予被占领的领土以“满洲国”的称号，并开始鼓励国民向这片有着44万平方英里的辽阔黑土地上迁移。不久，前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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